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中国电影之父”、“香港电影之父”之称。1994年第十三届香港金像奖授予他最高荣誉奖。1953年10月26日，黎民伟病逝香港，享年6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挂着“国片之父”的横额。
黎民伟还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14年和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合拍了影片《庄子试妻》，开启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帷幕；20年代中后期，黎民伟又在上海组建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了《木兰从军》等多部当时“大片”， 参与组建了联华影业公司，对中国电影的产业和艺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黎民伟的纪录片，不仅仅具备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首先，黎民伟“电影救国”理想，决定了他纪录电影的选题和表现。他以电影进行“启发民智、爱国教民、导人向善”，因此，在拍摄纪录片时必然选择表现时代主流精神，记录最具进步意识的时代风云。
在其20年代的纪录片中，记录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政府黄花岗公祭列宁”、“北伐”等重大的早期国民革命活动，对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等重要历史人物均有记载。
“黎民伟一直交替着非虚构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一位电影人能够同时对非虚构的纪录片和剧情片给予同样重视，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在中外电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现在制作的许多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专题片，很多有价值的镜头都是出自黎民伟的纪录片，我们也因此而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不应当忘记的，‘以史为鉴’对后人是重要的。黎民伟纪录片延长了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功绩无限。”
原名何应泉，泉州东街人，中国著名作家。1933年参加中国，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申报》、《作家》等报刊发表多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1950年前后，司马文森和香港文化界人士创作《火凤凰》、《南海渔歌》、《血海仇》、《娘惹》、《海外寻夫》等5部电影剧本。
香港电影制片人。 浙江宁波人。早年在南开大学攻读，并留学美国爱墨赫斯脱大学，后回国主持大业印刷厂。1946年挟巨资到香港，1947年独资兴办永华影业公司，从香港、上海等地延揽中国第一流电影人才，从而使永华成为当时中国规模空前的现代化电影机构。
1947年8月开始制片，创业作品为《国魂》。至1949年8月，共摄制11部制作认真的国语片。这中间还包括在巴拿马国际电影节获奖的《火葬》，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入选并获好评的《清宫秘史》以及《海誓》、《怒潮》、《山河泪》、《生与死》、《春风秋雨》等。
1948年下半年后，永华的许多主要力量相继离去，失去了人才优势，又兼以过去制作成本过高，浪费严重，造成亏蚀，于1950~1951年停产整顿。从1951年下半年至1953年，永华在李祖永主持下又摄制了9部影片，但其中只有根据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的《翠翠》和讽刺喜剧《拜金的人》较为成功。
1954年后永华一蹶不振，至1956年，永华实际上被国泰影业公司接管。1957年，李祖永竭尽全力筹拍了最后一部属于永华的影片《飞虎将军》，此后不得不离开影坛。
1947年，童月娟与丈夫张善坤先后参与或重组香港永华影业、新华影业、长城影业。 出品《心》、《血染海棠红》、《月儿弯弯照九州》、《琼楼恨》、《王氏四侠》、《一代妖姬》等商业电影。
政治上归属台湾体系，自1953年数次返台参与劳军、双十节“国庆”和蒋公寿诞。1957年，张善琨去世，童月娟接收公司业务直至七十年代公司歇业。出产多部影片《盲恋》（李丽华、罗维、钟情主演）、《青城十九侠》（萧芳芳主演）、《黑钮》和《碧血黄花》等。
1969年，童月娟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特别制片奖”。1973年当选港九影剧自由总会主席，后任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1994年第31届电影金马奖获“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对于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电影贡献。
香港的独立制片公司在50年代也十分活跃，其中较具影响力的公司有：“亚洲影业公司”、“新华影业公司”、“龙马影业公司”等。一批香港本土培养出来的电影工作者成为香港电影的生力军，并在以后的一、二十年主宰了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
原名张宝坚，1934年生于广州，曾在中山大学化学系读了三年。其父张活游是著名粤剧与电影演员，其妻南红亦是著名的粤语片明星。1956年，楚原在父亲影响下，对电影制作发生兴趣，投身粤语电影编剧工作，笔名秦雨。楚原是香港邵氏时期著名武侠导演，是将古龙小说搬上银幕第一人，也是拍摄古龙电影最多的导演。当时与古龙、狄龙组成电影铁三角。代表作:《英雄无泪》《爱奴》《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三少爷的剑》等。
陶秦(1915-1969)，本名秦复基，浙江人，生于1915年，大学时以文名盛，25岁出任编剧，堪比张彻。 一生编导影片40余部，多为文艺片与歌舞片。1942年，从影。1949年，到香港，在长城公司任编导。1952年，后先后在邵氏、电懋等公司任编导。主要作品有《四千金》（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千娇百媚》、《花团锦簇》、《蓝与黑》、 《明日之歌》《云泥》等 。1962年陶秦凭《千娇百媚》获得第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殊荣。
1956年成立，创办人陆运涛。由从香港选片南洋放映逐步涉入影片制作业务。共摄制110部影片。题材类型多样化。
旗下曾有以姚克、张爱玲、孙晋三、宋淇组成的剧本编审委员会。陶秦、岳枫、易文、王引、严俊、袁秋风、罗维等导演，并财政支持严峻、朱旭华、白光和秦剑等人的影片公司。影星有乔宏、张扬、赵雷、陈厚、严俊、王引、林黛、尤敏、葛兰、乐蒂等。1965年陆运涛飞机失事后，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
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25岁即接手因父兄早逝所遗下的庞大事业，包括遍及星马的数十家戏院、酒店、餐馆、航空、锡矿、橡胶、银行、保险等事业，爱好摄影和鸟类研究，曾著《与鸟为伍》、《吴哥》等书。
1940年代至1960年代陆运涛是新加坡和香港的著名电影制片人，他是国泰集团、永华电影和电影懋业公司的创办人。陆运涛曾说过“艺术远比商业有趣”；不像邵逸夫那样彻底地走商业路线，国泰/电懋旗下的编导演人才济济，网罗了包括作家张爱玲在内的编剧人才，以及包括林黛、雷震、莫愁、尤敏、葛兰、林翠等大牌明星。
1964年空难的受难者包括14位重要的台港电影人，除了陆运涛夫妇，还有电懋公司的多位主管、港九自由影人总会主席胡晋康、台湾电影制片厂（台制）厂长龙芳，以及联邦电影公司董事长夏维堂等人。
辽宁锦西人，北平国立艺术学校毕业 1948年赴香港。其电影生涯可以分成六个阶段。
2、邵氏前期，深受邵逸夫和制片家李祖永现代电影产业理念和“一意孤行为电影”的理想主义薰陶。
4、邵氏后期，风格大变，改以尖涩犬儒的讽世口吻，运用三言二拍、今古奇观的集锦笔法抒写社会人情，创作诸多风月寓言小品、骗术警世奇观。
6、流浪时期，李氏浪迹韩、美等地，透过友人盛情襄助，完成几部三级色情片、筹摄《李香兰传》未果，改拍《情人的情人》，可谓李氏演艺生涯之最低潮。
李氏对各种电影类型的跳跃运用与先知角色，或许是主因之一。无论歌唱片、武侠片、鬼片、艳情片、史诗、文艺、写实、文学改编、杂锦、喜趣、恐怖—中国影史上几乎每种电影类型，李翰祥都摄制过；更让人惊叹的，则是许多已经成型的电影类型到李翰祥手里，都还有重新伸展的改良空间。
李氏继承中国电影民族艺术形式中的几个重要精神—其一，源自市井街谈、说唱曲艺的演义型叙事传统；其二，上承古典绘画美学、系出徐悲鸿式教育体系的古典美学传统；其三，文艺创作与对社会文化之关注、兼采近代话剧强调演员情绪、表演的写实精神传统，以及直接得自第一代中国影人传授心法、旁及李祖永、张善琨、邵逸夫等三位制片家之手腕与气度之电影美学传统—其作品透过这些似悖似回、相辅相成的艺术手段所呈现出的丰沛“中国感”（Chineseness），延续中国电影创作意识与创作正统的重要指标。
“邵氏父子公司”是在“天一香港分厂”改组而成的“南洋影片公司”基础上，於1950年改制而成的。负责人为邵氏兄弟中的邵村人和他的几个儿子。该公司对制片事业的兴趣不大，主攻电影院线建设。组成了“邵氏父子院线”，成为电影发行业和放映业的重镇。
1960年，“邵氏”出品了香港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千娇百媚》，是林黛主演的歌舞片，公映后创下当年最高卖座纪录。同年，粤语电影界也出品了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大富之家》，也是当年的粤语片卖座冠军。从此，香港电影竞相走向彩色片摄制的豪华制作路线，但以宽银幕影片作为主流则直至60年代末期才实现。
在这一年，香港电影年产量首次突破了300部大关，其后几年的年平均产量亦达260部以上，堪称香港电影史上的繁荣期巅峰。在制作上，逐渐倾向娱乐性浓厚的商业片，藉以迎合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观众。
在50年代曾经一度蔚为电影主流的家庭及社会问题片逐步没落，武侠片和喜剧片两大类型跃升成为香港电影制作主流，并将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80年代。
1、李翰祥历史古装片：《貂蝉》（1958）《江山美人》（1959）《倩女幽魂》（1960）
5、何梦华的越剧戏曲片以及各种鬼怪片、僵尸片、侦探奇情片和艳情片、琼瑶文艺片、青春片、动作片。
成立于1952年11月15日，1964年停止拍片，1967年正式关闭。该公司由它的成员自己集资组成。初期成员有吴回、李铁、张瑛、秦剑等 19人，后马师曾、红线人,董事长是吴楚帆。共摄制44部影片,第一部是《家》，其他较著名的影片有《春》（曾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秋》、《墙》、《父母心》、《西厢记》、《危楼春晓》、《苦海明灯》、《香港屋檐下》等。该公司制作影片不投机媚俗，不随波逐流，发扬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拍摄的影片思想性、艺术性并重，能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所以影响很大。公司成员之间团结互助，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保证了影片的成功。
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是在1949年香港的电影清洁运动影响下成立的。它的成功，使人对粤语片刮目相看。使整个粤语片有了质的转变和进步，使一向只拍摄国语（普通话）片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和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这两家香港最大的电影制片机构同在1955年成立了粤语片制作组。
原为邵氏雇员的邹文怀、何冠昌和梁风等人创办于1970 年5月。以生产功夫片著名，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最先打入国际市场。它不仅生产中国功夫片，还拍摄了日本、韩国、泰国、尼泊尔等国功夫的影片。1973年，它与美国华纳公司合拍了《龙争虎斗》（李小龙主演）获得极大成功，此后开始转向合作拍片，生产了如《炮弹飞车》等国际合作功夫片。
70年代末起嘉禾与成龙、洪金宝、许冠文等人合作，采用分享成果的兄弟班制度。形成香港特有的电影制作模式。主打类型为许冠文的喜剧系列，成龙、洪金宝等人的喜剧动作片
嘉禾在80年代已成为香港三大电影企业之一，（邵氏1986年退出影坛后由德宝公司顶替位置、嘉禾、新艺城1980年成立，三家都有自己旗下的院线。）有自己的制片厂和发行网。是一家世界华语电影娱乐事业最具有领导地位的电影集团公司。属下公司有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嘉禾电影（中国）有限公司、嘉禾电影院线、嘉禾电影集团、嘉禾娱乐（集团）有限公司等。
嘉禾前后拍片超过600部。2007年底，老板邹文怀决心隐退，将嘉禾转手橙天娱乐，就此更名橙天嘉禾，结束了一段香江传奇。
嘉禾发展出一种附属公司的独立制作系统，这种系统渐渐取代了片厂制度。《唐山大兄》说得上是外判制片模式的启导之作，嘉禾负责出资和发行，制作则由导演罗维的四维公司代办，从那时起，嘉禾就一直沿用这种出资控制版权和发行，而附属的制作公司可获得分红的外判制度。嘉禾这种新制度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因为新制度令成本下降、负担减轻、弹性提高，令一些外判的附属制作公司有更大的独立创作空间，题材更多元化，外判制作人或制作公司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各大院线的老板，如金公主成立了新艺城、电影工作室、永佳。嘉禾则更加多，有宝禾、威禾、吴宇森、许冠文，而德宝电影公司则有俞琤和甘国亮。一组一组的人材，成立了一个新局面，这局面可以称为百花齐放。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等，他们本著对电影的热诚，及年青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影视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青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1988年香港开始实施电影分级制，依照香港法例第392章《电影检查条例》于1988年11月10日制定，分级主要是根据观众年龄限制划分为Ⅰ、Ⅱ、Ⅲ三级；自1995年起因《电影检查条例》修订，所以将第Ⅱ级再细分为ⅡA及ⅡB两个级别，所以部份人会称此电影分级制度为香港电影三级制。（而该法例也称呼《儿童不宜法例》。）
1960年代以邵氏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塑造想象中的中国，1980现代的香港电影塑造想象中的香港。类型上流行喜剧片、动作片、黑社会片、千术片、灵异片、色情片等等。
喜剧电影：许冠文系列、洪金宝“福星”系列、成龙喜剧动作片系列、新艺城的“最佳拍档”系列（许冠文、麦嘉主演，1982-1989，共五部）、黄百鸣的 《开心鬼》 系列（1994-1991，共5部）。《八星报喜》
一批从八十年代顺利跨向九十年代的新一代导演：张婉婷(《秋天的童话》)、王家卫(《旺角卡门》)、关锦鹏(《胭脂扣》)、陈嘉上(《小男人周记》)等等，还有九十年代的奇迹周星驰、刘德华以及几个国际知名的名字：张曼玉、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等。
九十年代初盛行武侠动作片，之后是赌片热潮及后期的古惑仔系列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港产片票房连续下挫，西片逐步抬头。「盗版」问题 、「九七问题」，导致影圈人才外流，吴宇森、唐季礼、袁和平、林岭东等著名导演纷纷前往好莱坞发展，周润发、成龙、李连杰及杨紫琼等巨星级演员亦被好莱坞罗致。
九七之后内地开放港片市场的，两地电影交流使处于危机之中的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淘金。香港电影的本土特色也在合作中逐渐流失，香港电影何去何从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1993年开始，香港电影步入低潮，嘉禾也面临各种内外变化。“邹文怀是世界发行专家，何冠昌专门对内管制作，”杜惠东还记得1998年副总裁何冠昌突然去世，“之后我主持丧礼，成龙正在美国拍戏赶回来。他说了一句话，契爷死了，不单嘉禾出大事，整个香港电影也出大事了。果然让他言中。”
港片的产量，最高峰90年代初平均有200部，最多400部，到2002年已缩水至92部，2006年以来每年更跌到50部左右。
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从1970年至1988年，西片一直未压过港片，直到后来港片产量下滑，本地市场才让位于好莱坞电影。
对此，在影坛打滚三十多年、历任编导演的曾志伟最有感触：“80年代的香港，西片是做不过我们的，一个档期如果有六部戏上映，起码有四部是中文片，两部是西片。现在起码五部是西片，有一部是中文片已经很厉害了。”但他肯定一时忘了，现在本地上映的“中文片”早已不只港产片，也可能是合拍大片，甚至国产大片，后者比如在香港收获700万票房的《让子弹飞》。
投资情况也世易时移，过去香港电影最辉煌的八九十年代，背后有大量台湾资金支持，一如今天内地电影市场大量涌入的热钱。不久前的香港影视博览论坛，施南生才透露，因找上门来的内地投资太多而备受困扰。
但在香港本地，前两年许鞍华拍《天水围的日与夜》，还要带着剧本到处找投资。早已成名的导演彭浩翔，去年还要拿着《是日公映》的剧本，到香港电影投资会上跟其他年轻导演竞争，最后为找到100万资金而欣慰。
至于制作方，如今香港登记在案的专业电影制作公司有139家，但相比于近年每年50部的港片最终产量，再对照这一些企业的近年业绩，似乎它们更多在空转。而已经闯出名堂的导演、编剧等创作主力，也纷纷到北京买房、定居、开工作室，近年常叹青黄不接的香港电影业，脊梁式的中生代进一步流失。
1990年代中起，香港电影“含金量”开始褪色，“黄金时期”结束，也就是“前97”（也有人称为“后过渡期”）的开始。所谓“前97”亦即是1997临近的过渡期，泛指1997前的四、五年时期。
这个时候出现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1994）、《重庆森林》（1994）、《女人四十》（1995）、《三个受伤的警察》（1996）《甜蜜蜜》（1996）、《香港制造》（1997）、《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两个只能活一个》（1997）等片，都可视作“前97”现象较为集中表现的作品。
该等影片以不同形式或暗寓、影射香港对97回归的种种疑虑、悲观、灰冷、担忧。杜（琪峰）/韦（家辉）组合第一波推出的影片，均满带悲观看法，然而却又不至于绝对没生机。
“黄金十年”香港电影随着香港居民对“97认同”这样一个“方程式”成反向力运动。
陈果争取到在1997最后一天公映《去年烟花特别多》无疑是最典型“后97“香港电影之一， 《香港制造》和本片，以及《细路祥》（2000）是陈果“97三部曲”。
草根意识是陈果电影在香港电影中独树一帜的刻意的彰显。他的影片和王家卫影片、杜/韦组合影片是1990年代香港电影最重要现象之一。
成龙的《我是谁》（1998）选择不在香港，身份的寻觅在继续《玻璃之城》（1998）对英式精英类贵族化仍然无限向往不免是一次对那个英殖时代的不愿抹去的记忆。
《非常突然》（1998）的片中整天下着着雨，结局是反高潮的原本高高兴兴集体庆功的全队警探竟被匪徒全歼！“人生无常”，也是对97缺乏想象。本片仍是杜/韦组合宿命的延伸——直至在《暗花》（1998）、在《枪火》（1999），这两部片都有与逃生有关。关键词是所谓的“逃”。
逃避97？逃离香港？甚至逃离中国？一贯的悲观和灰冷。杜/韦组合在“后97”香港电影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花样年华》（2000）是很奇怪的一部电影，九龙尖沙嘴旧洋楼风情竟与上海扯上了关系，于是有人形容是“比上海更上海” 的电影。怎样一个上海？颓废、糜烂、凄美和奢华？还是与《阿飞正传》（1991）产生延伸联想？那不过又像《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罢了。说穿了，又是对1960年代香港的骄傲作一次含蓄的怀缅。
周星驰是香港电影“中学生文化”的大集结。香港中学生经过1980、1990年代连环漫画盛行和已成为香港文化一部份的武侠小说薰陶，出现了与别不同的审美情趣，周星驰电影元素正是连环漫画加武侠小说，于是当《少林足球》（2001）和《功夫》（2005）能够在票房业绩上取得压倒性的漂亮，这一些因素是最重要的。影片刻意将地域模糊化，并无特定指说故事的发生地点，当属“后97”香港电影要选择更大市场但又无损香港电影特色的智慧。
《无间道》（2003）的出现是香港电影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的爆发。《无间道》的卧底警员“双重效忠”比起单一效忠是更具有趣的“可读性”，亦如“后97”香港市民的双重认同那样，是能够让人兴趣盎然的。“后97”的种种表述，出现 了最大变化的是杜/韦组合——从宿命命题的《一个字头的诞生》、《非常突然》等到《孤男寡女》（2000）、《瘦身男女》（2002）、《大只佬》、《龙凤斗》（2004）等，不仅是类型上的变化，更重要在情绪上的变化。
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电影技术前卫、风格多样，表、导、摄人才辈出，其作品不仅令亚洲同行羡慕不已，甚至让影坛霸主好莱坞也大加赞赏，使香港最终赢得了“东方好莱坞”的称誉。
与内地和台湾电影相比较，香港电影最鲜明的两个特点是商业化和都市感。香港电影的运作机制始终以大众品位和商业利益为轴心。任何一类片或一位导演都必须经受票房的检验，仅仅艺术精湛但无市场效益决不被认同。
譬如新锐导演徐克的处女作《蝶变》和气候的《地狱无门》虽然在艺术上前卫，在技术上实验，但却叫好不叫座。为了在行业中真正站稳脚跟，徐克迅速改变拍片策略，以一部亦庄亦谐的《鬼马智多星》获得了新秀地位。
香港电影的历史系列片中，动作片、鬼怪片、文艺片、喜剧片、历史片都已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技巧处理令同行啧啧称道。香港电影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肇始于70年代末的“新浪潮”运动，70年代以前的香港电影艺术制作粗糙，技术水准低下，这时一批海外归来的电影学子图变求新，纷纷从电视转向电影，以锐不可当之势掀起一股重建电影的巨浪，为奄奄待毙的香港影坛注入起死回生的强心剂。持续了五六年的“新浪潮”运动为香港电影史留下一批优秀的实验性艺术作品，如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章国明的《边缘人》等。
作为当代香港电影的中坚，吴宇森、徐克、王家卫、关锦鹏都为影坛带来了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影片。吴宇森把中国传统情感和武打元素相结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英雄风格。
徐克1979年以《蝶变》问世，其诡秘莫测的影像风格使同仁为之镇定，1981年拍摄的《鬼马智多星》，叫好又叫座，开创豪华型喜剧样式；了983年以《新蜀山剑侠》轰动影坛，为香港培养出第一批现代特技制作人；1986年出品《英雄本色》，掀起“英雄片”热潮；同年指导的《刀马旦》脍炙人口，好评如潮；1987年拍摄《倩女幽魂》，带动了聊斋鬼片的亚洲风行；1990年的《笑傲江湖》和1991年的《黄飞鸿》使香港的古装武侠片全面复苏。
王家卫的电影总是特别注重内涵，不论是影像或人物、叙事或细节，都充满符号式的象征和隐喻。关锦鹏以《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等另类影片享誉影坛，意欲以狭窄的空间和扑朔迷离的影像刻画易变的人情与炎凉世态，其性别和角色的倒错与反串，女性心理和情感的延伸或曲折，无不显现出神入化的功力。
